第四讲  大汉之气

         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朝代。虽然中国历史上常把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并称，然论其勋业，则秦皇与宋祖远不及汉武与唐宗。秦始皇的主要功绩，在于统一六国，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状态。然秦代是个短命的朝代，二世而亡。秦始皇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胡亥即位，由于苛政猛烈，逼使陈胜吴广举事大泽乡。义旗所至，人民揭竿而起，赢粮影从。转瞬之间，偌大的江山轰然倒塌，土崩瓦解。刘邦以沛县小吏起家，以他的雄才大略和机智权变最终战胜西楚霸王项羽，成就大汉一统天下。如今我们看西汉时期的疆域，以当时的人口与国力，统治如此辽阔的版图，的确十分了得。虽然也时有边患，但大汉王朝或和亲，或征伐，均将其一一制服。尤其张蹇数度出使西域，更加强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与沟通，开拓了汉王朝与周边各国的交往领域。从高祖定鼎之后的与民休息，到文武诸帝的强力拓边，再到张蹇西使与西域诸国的政治、经贸往来，完全可以说，汉王朝是一个雄强、开放、博大、包容的王朝。这种雄强、博大、开放与包容在国事上如此，也由此渐渐浸染着人们的思维方式，影响着人们哲学思考的习惯。
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汉朝许多方面都在体现一个“大”字：幅员辽阔，此是一大；文治武功，此又一大；《子虚》《上林》，赋比骚大；马迁《史记》，史比传大；卫霍李广，声威远大；张骞班超，联络广大。我们如今都认为敦煌周边十分荒凉了，但在当时，那是河西走廊的重镇。阳关、玉门关都在附近，可以想见当时商队阵阵、驼铃叮叮的繁华。武威、张掖到敦煌，在当时就如同现在的苏锡常。大书法家张芝、索靖都是敦煌人，至今陕甘一带十分重视书法的民风，都受大汉风尚的影响。
          这种世风体现在对文字形态的改造上，便是隶书的完成。
          隶书的形态较之于篆书，有着很大的不同：一是小篆窄而高，隶书扁而宽；二是小篆笔划一样粗细，隶书行笔顿挫抑扬；三是小篆笔划只有横竖弧三种，隶书则横竖撇点捺折提这些后来楷书笔划都有了；四是气势上，小篆给人的感觉是安静而肃穆，而隶书给人的感觉则是宽博而飞扬。尤其是这个宽博，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大汉之气，这种大汉之气，其实就是雄强、开放、博大与包容的时代气息在书法领域里的具体体现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隶书都是宽博扁平的形态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为什么把这种书体称之为隶书呢？
          按文字训诂，隶有徒隶、隶属、辅佐等多种意思，因此，隶书的产生渊源也有不同的说法。
          一种说法是秦狱吏程邈犯罪后被关在监狱里，他在监狱中减省篆书的笔划，改圆为方，以趋约易。这种字体多为紧急公文所使用，即下层小吏使用的字。小官吏也叫徒隶，所以便被人们称为“隶书”。这种说法主要是唐朝张怀瓘在他的《书断》中说的。“案隶书者，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。邈字元岑，始为衙县狱吏，得罪始皇，幽系云阳狱中，覃思十年，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 事实上，简改篆书便宜书写的文字，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。1980年，四川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，出土的木牍上就有文字，与隶书已十分相似。1975年，湖北云梦县城西睡虎地第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枚竹简，也已经看出隶书的原始痕迹。从这些发现可以看出，程邈造隶书的说法是靠不住的。
          不过，凡传说一定有其传说的理由，程邈也应该如仓颉一样，在整理隶书方面有过不可忽视的贡献。秦时或秦统一之前，写草篆的人已经不少了。到秦始皇时，程邈将这些字做了进一步的整理，作一般民间使用。从此之后，官方文字一般用小篆，民间文字便开始使用隶书了。但那时的隶书并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汉隶，只是由草篆变化而来的隶书的雏形。真正能够代表隶书最高水平的，还是两汉时期的隶书。
          汉隶碑刻，根据有关史料统计，大约有400多种，其中包括碑、摩崖石刻、石阙、画像题字、碑额、刻石、墓志、界石等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原石损坏严重，有的原石早已无存，仅见拓片流传。有的甚至原石拓片均已无存，只见于欧阳修《集古录》、赵明诚《金石录》等著作的记载。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，便只有“霍去病墓石刻字”等近一百种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 那么，隶书的鼎盛时期到底有哪些碑刻，各自的艺术特点又是如何呢？
          根据隶书的演变状况我们可以断言，隶书的鼎盛时期是在东汉后期。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性隶书碑刻有《张迁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、《石门颂》、《衡方碑》等，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艺术风格，甚至可以说开创了相应的隶书流派。
          具体而言，《张迁碑》、《鲜于璜碑》等，属“严整方劲”类；《张迁碑》结体严整古朴，用笔以方为主，骨气凝重浑穆，通篇气势茂密雄强，具有庄严劲健的美感。《西峡颂》字体端严稳重，用笔方硬坚挺，气势厚重古朴。尤其首尾无一缺失，最为难得。《鲜于璜碑》结体宽扁绵密，用笔多方，拙中见巧。
          《曹全碑》、《孔宙碑》、《朝侯小子残碑》等，属“秀丽飘逸”类；其中《曹全碑》秀润典丽，逸致翩翩，为东汉隶书极盛时的精品。后人评价为“秀美飞动，不束缚，不驰骤，洵神品也”；“分书之有《曹全》，犹真行之有赵董也”。《乙瑛碑》书法秀逸俊丽，后人评价为“如冠裳佩玉，令人起敬”；“骨肉匀适，情文流畅，汉隶之最可师法者。”《朝侯小子残碑》结体于端庄平正之中见温婉劲健，后人评价为“书体在《孔宙》《史晨》之间，逊其浑厚而劲利过之，亦妙刻也。”
          《礼器碑》、前后《史晨碑》等，属“精细工整”类；其中，《史晨碑》精细规整，后人评价“修饬紧密，矩度森然，如程不识之师，步伍整齐，凛然不可犯”，“洵为庙堂之品，八分正宗也”。《华山碑》流丽而不失工整。《礼器碑》精妙峻逸，纤中见厚，厚不失灵，后人评为“寓奇险于平正，寓疏秀于严密”，“以为清超却又遒劲，以为遒劲却又肃括”。《尹宙碑》字体则端庄方正，结构严谨，笔划舒阔，“笔法圆健，于楷为近”。后人谓其书风华艳逸，为汉分中妙品。
          《石门颂》、《西峡颂》等，属“纵横恣肆”类；《石门颂》用笔洒脱自然，结体雄健舒畅，迂徐恣肆，奇趣横生，有汉隶中的草书之说。后人谓“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，飘飘欲仙”。《开通褒斜道刻石》结字宽扁，参差错落，气势开张，放逸苍劲。后人谓“天然古秀若石纹然，百代以下，无从摹拟，此之谓神品”。
          《衡方碑》、《郙阁颂》等，属“古朴典雅”类。其中《衡方碑》用笔古拙朴茂，结体方整严密，前人称“是碑书体宽绰而润，密处不甚留隙地，似开后来颜真卿正书之渐。”《郙阁颂》结体茂密雄强，后人以为“酷似五六小儿描珠所作，而仔细把玩，一种古朴、不求讨好之致，自在行间”。《封龙山碑》结体宽博大度，用笔潇洒峻爽，气魄宏大，也为汉碑中的上乘。
          如前所述，隶书书法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真正的觉醒，使中国书法艺术步入了自觉的阶段。之所以这样讲，是因为隶书不但讲究运笔的提按顿挫，而且在结构上也朝着艺术美方面迈出了标志性的步伐。我们看到的隶书，不仅横划蚕头雁尾，雁不双飞。而且一撇一捺也要尽可能向上飞动，其对书法美追求的意图已经十分清晰，实践也渐成体系。这与小篆统一中国文字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端庄肃穆明显不同――隶书更加生动活泼，小篆则是规范；隶书更加自觉表情达意，小篆则一般写匀称就行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 说到隶书，便不能回避“八分”这种称谓。查遍手边资料，关于“八分”的含义，至少有四种解释：
一是以为隶书是篆书的八分，即80%；
二是从字的大小来判断，以隶书一般八分见方，故称“八分”；
三是以为隶书撇捺向两边分，如同“八”字之向外开张一样；
四是认为八体之后又生此法，故称其为“八分”，以示书体产生的顺序。
          其实，按启功先生的说法，“八分”是指刻在极其郑重碑碣之上的字体的浑号，其实也就是隶书的一种。
          谈到隶书，蔡邕、蔡琰父女是要提上一笔的。他们是陈留圉地人，即现在开封杞县西南，蔡邕官至持书御史，尚书，后拜左中郎将，世称蔡中郎。其女蔡琰，字文姬。蔡邕书法“骨气洞达，爽爽如有神力”。同时他还在书法理论方面有了非常系统的概括与思考。张怀瓘说他的“飞白妙有绝伦，动合神功”，书法“体态百变，穷灵尽妙，独步今古”。他曾著《大篆赞》、《小篆赞》、《九势》、《隶书势》、《笔论》等，对书法技法、审美都有独到、深刻、精辟的见解――其实，所以说到隶书才算真正有了觉醒的中国书法，理论的自觉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。小篆以前罕见书论，即是明证。蔡文姬精书法，善音律，曾作《胡笳十八拍》。她的书法得父真传，后她又传到卫夫人，卫夫人又传到王羲之。
          汉隶之后，晋代也有隶书，如《枳阳府君碑》、《爨龙颜碑》、《爨宝子碑》等。隋唐五代、宋元明等朝代，很少有突出的隶书名世。直到清代，随着金石复古之风的盛行，碑学大兴，隶书也随之兴盛起来。出现了一批隶书大家：如金农的“漆书”，结构苍劲古逸，笔力沉雄，笔画横粗竖细，如漆刷子刷的一般。此外，赵之谦、郑簠、邓石如都是卓有成就的隶书大家。
          民国以至于今，隶书日益发扬光大，如今我们看到的隶书精品，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。而且，隶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，也以其宽博舒展的大汉之气，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了这种书体的独特魅力。